全球化的抗癌药物研发:理想还是幻想?——来自SGBCC国际会议的中国声音丨2023 St.Gallen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5-18日,来自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乳腺癌领域专家学者再次汇聚于奥地利维也纳,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热门话题和争议。
今年大会特别设立了2个特别讲座专场,第一场于当地时间3月16日中午进行,主讲专家是来自美国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Sara Tolaney教授,报告主题是“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Why are we conducting clinical trials in countries that are unlikely to be able to afford innovative drugs?”针对创新药物研发这一主题,现场也是引发了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文特别邀请解放军总医院江泽飞教授,在报告结束后现场发表观点。现整理报告内容与专家观点如下,以飨读者。
江泽飞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医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北京医学会乳腺疾病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前任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
《转化乳腺癌研究杂志》主编
从人类健康的公平性来说,的确应该在全球广大地区来开展共同的临床研究;但目前事实绝非如此,绝大部分的新药产品相关的临床研究都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的国家,因为对制药企业来讲,入组速度和试验完成时间是关键驱动力。
在广大的非洲地区,临床研究占比仅为全球的1%,当下面临着对研究重视程度低,资金、基础设施、熟练掌握良好临床试验的团队等多方面不足,众多的临床需求没有办法满足的艰难现状。
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中国的情况,中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被认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现在所参与的临床研究已经非常之多,归因于中国学术的蓬勃发展、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医药市场。但是也列举了药企“出海”失败的案例,提及一些生物类似药和me too类的研究设计、对照治疗方案选择等多方面的话题。
对于全球性临床研究更有效开展,报告中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方案。倡导允许评估区域一致性(即评估跨地理区域和人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避免后续重复试验;让患者在全球范围内更早地获得有效治疗;还需要加快促进临床实践标准和更快的治疗进展在全球范围的协调发展,相信会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化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无论当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医药研发现状如何,我们肯定都是希望全球范围内的肿瘤患者、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能够达到一致水平,但面对现实,这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非常远大的理想。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状态,其实我们曾经一度看到了差距缩短的趋势,但实现起来并非易事,这种全球的差异化基本会永久存在,不得不承认理想有时候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科学层面或人道主义精神层面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通过一个好的临床研究设计解决全球不同地区乳腺癌患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例如解决HER2阳性患者无药可用、HER2阳性患者发生耐药的问题等。但事实上,对于这两类患者,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是存在差异的,因为在某些高收入国家当中已经在积极寻求二线耐药后的处理方案,但很多国家患者可能连一线用药都得不到保证。并且不得不承认,这种差距并未缩小,甚至还进一步的扩大了。例如乳腺癌的免疫治疗,国际会议中已经在讨论免疫治疗用于新辅助治疗阶段,患者治疗后pCR如何处理、非pCR如何强化的话题,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乳腺癌免疫治疗产品却非常有限或难以可及,能够开展的临床研究也非常少。由此可见,不同的临床研究只能基于不同国家地区当下存在的客观现实以及患者的基本需求来进行设计。
对于一些全球化大型医药企业,的确会有一些临床研究来覆盖全球不同的地方和区域。例如,当二十年前一支曲妥珠单抗的价格相当于很多中国家庭一年的收入,导致中国广大区地区,,从术前的新辅助到辅助再到复发转移的治疗,一个HER2阳性的患者可能都用不上抗HER2的曲妥珠单抗。同时,在中国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也存在新药资源覆盖不均的情况,甚至曲妥珠单抗的使用达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在困难地区患者一辈子用不上药,而另一方面富裕地区患者却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使用的现象,它的发生,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而是资源分配的问题,是药品可及性的问题。此时,我们加入了曲妥珠单抗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让国内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通过参加临床试验用得上抗HER2靶向治疗。在这二十年间,中国临床肿瘤治疗通过临床研究的开展取得巨大进步,这得益于整个社会的开放、中国学术创新的发展、庞大的患者群体和巨大的潜在市场。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国际药企开展临床研究的主要目标还是推动产品的尽快上市,为市场和速度服务。当然我们也感谢这些国际企业以最大的诚意来满足中国患者的需求,想尽快的进入医保和合理的价格甚至是全球最低价格来供应中国市场。
这次海外专家提到了近年来中国临床研究的例子,也提到了吡咯替尼在科学层面是me too产品,其研究中的对照组并不是一个标准治疗。此时,作为一名中国医生,江泽飞教授还是表示,所谓的“标准治疗”在不同国家区域、不同时代下都是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研究开展的那个时候,拉帕替尼退出中国市场,而国际使用的T-DM1价格十分昂贵,患者曲妥珠单抗治疗失败后国内并没有有效药物,由此为了解决广大中国患者无药可用的局面,开展这样的临床研究、选择这样的临床设计并没有问题。况且,针对吡咯替尼我们已经开展了单臂研究证明了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开展了两项大型III期试验PHENIX和PHOEBE研究,充分证明了在曲妥珠单抗治疗失败后吡咯替尼的地位。上市以来,也的确解决了很多中国患者的治疗难题,并且仍在开展更多临床研究去覆盖从二线到一线,再到新辅助治疗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辅助治疗,从而满足不同治疗阶段的患者需求。
可见,国际研究给中国患者带来机会,但中国研究更解决广大中国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的问题。
临床研究的开展应该是达到双向共赢的效果。帕妥珠单抗开展的全球性试验就是很好的例证。对国际企业来说,中国有巨大的药品需求市场、临床试验阶段也可提供更多的入组病例,这项研究中包括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全中国人群共500多例,而全球一共也就几千例患者,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贡献,有助于国际企业在全球的适应证、在中国的适应证获批,以及有助于进入中国医保药品目录;而对中国的医生和患者来讲,在早期阶段就能够参与这样的大型临床研究,的确争取治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基于巨大的产品可及性需求,包括中国药企在内的全球范围当前也同期开展了很多生物类似药相关研究。个人认为,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有两个主要优势,一方面,临床研究能够更容易地汇集更多患者;另一方面,生物类似药研发成功可以使得更多的患者能用的起有效药物。这真的是临床研究给患者带来的真真实实的获益。
总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制药企业开展的临床研究,在全球差异化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虽然我们仍应该鼓励或要求国际企业去开展涵盖不同国家地区的临床研究,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更应该认可不同国家和区域,基于实际情况来设计开展的临床研究,从而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既要参与国际多中心研究,更必要基于中国临床需求开展更多解决中国实际的临床研究。任何的医学进步和临床研究开展的终极目标都应该是以惠及更多患者,为患者带来获益。并且这不仅是个口号,更需要我们的共同行动!
全文整理自江泽飞教授现场发会观点
中国医学论坛报 刘芊编辑整理